習仲勛:毛主席如果晚來四天,我就會被活埋
來源:家族網 | 作者:pmo474283 | 發布時間: 42天前 | 126 372 次 瀏覽量 | 分享到:



 習仲勛差點被活埋 


1935年,西北根據地爆發了左傾錯誤影響下的“肅反”,當事人習仲勛后來回憶稱:“要是毛主席晚來幾天,我就會被活埋了。”


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是比較復雜的,陜甘邊根據地和陜北根據地原本是各自為戰,后來才慢慢走向聯合。


陜甘邊根據地屬陜西省委領導;陜北根據地則受中央駐北方代表的領導。由于領導機構不一,根據地內矛盾重重。


“九一八”事變后,南梁游擊隊被改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二支隊隊長,師儲杰任第一支隊隊長。當時部隊進行整頓,謝子長事先毫無征兆地委任了執法隊長,突然收了二支隊的槍,打死了二支隊的一個骨干,也繳了劉志丹的槍。沒有準備的師儲杰獲悉后率部投敵了。這些沖突為以后“肅反”埋下了禍根。


1935年,西北革命根據地部分領導向上海臨時中央局報告說,劉志丹、習仲勛等堅持“右傾”、“富農路線”,臨時中央遂派遣朱理治等人赴西北解決問題。


1935年9月底,朱理治抵達根據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一場主要針對陜甘邊根據地領導的肅反運動。他們先是抓劉志丹嚴刑拷打,之后將紅26軍營級以上、陜甘邊地方縣級以上干部全部予以關押。大量的知識分子干部也成為屠戮的對象,最后發展到別鋼筆的、戴眼鏡的都在該殺之列。


這些干部后來有230人遇害。




此時任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勛在劉志丹被逮捕不久,也被以“黨棍”罪名,開除出黨,撤銷職務并被逮捕。


而給習仲勛羅織的罪名頗為可笑:罵群眾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給富農通風報信。


習仲勛被扣押后,押解途中,給他頭上套了一頂只露兩只眼睛的黑帽子。他后來回憶:“他們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綁著手腳;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著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這個監獄的后院已經挖好了一個大坑,隨時都可以把我們這批人埋掉。”


習仲勛的很多戰友確實也被他們活埋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達西北根據地的吳起鎮后,局面有了轉機。


當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得知西北革命根據地正在進行肅反,劉志丹、習仲勛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員已經被殺害的消息后,馬上派人解救了習仲勛等人。


接賈拓夫和李維漢電報后,毛澤東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給中央處理”。(習仲勛:《紅日照陜甘》,《星火燎原》選編之四,第23頁。)



11月2日,毛澤東來到下寺灣。


3日,在下寺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聽取了中共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西北蘇區、西北紅軍、“肅反”及勞山、榆林橋戰役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李維漢、張云逸、王首道、郭供濤為委員的黨務委員會,審查西北錯誤“肅反”事件。


同日,黨中央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建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張聞天;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秦邦憲。會議還決定中央領導人分兩部分行動,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同紅十五軍團會合,迎戰第三次“圍剿”蘇區的敵人;張聞天等率領中央機關北上瓦窯堡。


黨中央對西北根據地的領導機構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撤銷中共陜甘晉省委,建立陜甘、陜北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區。


11月7日,張聞天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受到了當地機關干部、部隊和群眾的熱烈歡迎。下午,中央黨務委員會即下令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因西北錯誤“肅反”而被關押的100多人。


后來習仲勛回憶說: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陜北前,陜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陜北,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干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辟東北解放區。


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是年,習仲勛33歲,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毛澤東對習仲勛這個評贊,始于十年前的印象。


1935年,他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根據地,在幾處村落墻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時日已久的《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勛”。


后來,他在瓦窯堡,從被“左”傾分子關押中釋放出來的同志里,面識習仲勛后,感到驚訝:“這么年輕。”


此時習仲勛年方23歲。


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辰30周年之際,習仲勛以《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為題著文。“跟著毛澤東走”成為習仲勛終生不渝的信條。



 “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喬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劃船休閑,看見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主席問好。


毛主席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毛澤東對習仲勛的又一個評贊。


1952年習仲勛奉調來京之前,曾經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怎能擔當起全國宣傳文教的領導工作?毛澤東曾告誡他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于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習仲勛從西北局調到中央人民政府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發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熱烈反響,作家、藝術家異口稱贊。


他對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認為作家有責任,但是,作為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反復修改,而不是亂找岔子,夸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要給作家充分的創作時間。


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批評的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血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他反對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亂找岔子。


要善于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勛的講話,是對當時存在在文藝工作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的針砭。


習仲勛對作家、藝術家的甘苦深知入微,與他們有著密切的聯系。



1945年,他任西北局書記時,曾親自領導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電影演員陳波兒編導的、以譽滿解放區的勞動英雄吳滿有為原型的電影故事片《勞動英雄》的拍攝工作。


建國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間,對著名京劇藝術家程硯秋、著名豫劇藝術家常香玉、陳素貞和著名秦腔藝術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藝術活動上以及生活上,都備加關懷,無微不至。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對常香玉巡回義演捐獻飛機一架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行動,不僅熱情支持,積極鼓勵,并且作了具體安排。


詩人柯仲平在創作反映陜甘革命運動的史詩時,作家柳青在創作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時,杜鵬程在創作《保衛延安》時,以及劇作家馬健翎處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矛盾的苦惱時,都得到習仲勛的支持、幫助與鼓勵,并解決了創作條件上的種種困難。



 “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2年7月,習仲勛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妥善地解決了發生在那里的一場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使各民族重歸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李瑞環曾向一位同志講:“李維漢和習仲勛同志關于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此語并非過實。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339萬平方公里;民族眾多: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共2350萬之眾。同時,政治復雜,經濟落后。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


“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勛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代表。


事后,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確實如是。


▲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習仲勛、張治中為副主席。圖為習仲勛(左一)和彭德懷(右一)、張治中(右二)及賈拓夫出席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


項謙結合馬步芳一oo師師長譚呈祥、騎兵十四旅旅長馬成賢等反革命武裝,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二軍,發動叛亂。


爭取項謙的歸順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項謙從南乎加該森林回歸,時達兩年七個月之久。


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親赴昂拉,先后與項謙和平談判達17次之多。其復雜曲折,變化多端,頗具戲劇色彩。


習仲勛親自領導這場斗爭中,顯示出他那“爐火純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遠矚,多次向青海領導指出: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決昂拉藏族同胞關系極大,而且對于我黨在青海其他藏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站穩腳跟,建立人民政權,開展工作關系極大;甚至對于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


他說,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于項謙必須采取反復爭取,特別寬大政策。



▲ 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各族代表向大會獻旗,右二起:習仲勛、彭德懷、張治中 


針對有些人急于軍事進剿的情緒,習仲勛電告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1950年8月,項謙歸順,來到西寧,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卻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對項謙第八次政治爭取失敗后,人們義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上,代表們提議,堅決要求政府出兵昂拉進剿。


習仲勛當即復電勸阻:爭取和平解決昂拉問題,于我政治上有利,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過去歷次所做爭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政治爭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顧慮的是對廣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功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許多不好的影響,給以后增加許多困難。如果我們政治方面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



▲ 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徑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禪(前右)。


1952年5月1日發起的平叛戰斗于5月3日結束后,項謙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有些人認為爭取項謙可能性不大,沒有什么價值。習仲勛即電省委書記張仲良:只要將昂拉地區工作做好,不犯錯誤,爭取項謙歸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盡速派出項謙信任的漢藏人員向項謙誠懇表示,只要他歸順政府,則對他負責到底;項謙若回來試探,不管真誠與否,我們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項謙在蘭州負疚抱悔地握著習仲勛的手,躬身認罪地向習仲勛獻上潔白哈達,喜淚盈眶地向習仲勛舉杯謝恩。


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習仲勛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研究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區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社會影響等的形成與存在,和在歷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動、政治態度,以及宗教信仰對他們思想意識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應,而以共產黨人的遠大眼光,坦蕩襟懷,博大愛心,與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交相共事,使他們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真正是他們民族的拯救者。


甘肅南部藏族首領黃正清,可說是習仲勛的至交摯友。習仲勛臥病期間,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這是數十年間合作共事中逐漸凝聚的情誼。黃正清最為感動的是習仲勛對他的信任無疑。


▲1950年7月,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和少數民族及宗教界人士。前排左起:趙壽山、汪鋒、馬鴻賓、賈拓夫、喜饒嘉措、張治中、彭德懷、習仲勛 


1953年春,甘肅臨夏原國民黨縣參議長馬良,糾集國民黨軍殘部和流氓慣匪,在甘(甘肅)川(四川)邊界藏族地區,在臺灣國民黨的指揮和援助下,繼續與人民為敵,氣焰十分囂張。


同時,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企圖用封官許愿、物質引誘,策動已任我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黃正清脫離政府,使馬良能在甘南地區立足作亂。


為堅決徹底剿滅馬良反革命武裝力量,由人民解放軍第11師和幾個騎兵團前往進剿。黃正清受命為剿匪總指揮部副司令(司令員張達志、政委黃維嵩、副司令有朱聲達、徐國珍)。


黃正清在離開西安前往剿匪前線時,習仲勛約他話別。


習仲勛將自己攜帶多年的博克手槍饋贈給黃正清,說:“帶上它,好護身。”


黃正清接過手槍,頓時,熱淚橫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臺灣國民黨施行詭計之際,共產黨領導能夠如此這般的信任不疑,豈能不使他激動萬分。


黃正清就座后,習仲勛語重心長地說:“組織相信你能完成這次剿匪任務。這次去要大膽地工作,發揮你的影響。我們共事幾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隨時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說什么,你都不要顧慮。”


1958年9月,習仲勛與余心清、鄧寶珊在敦煌莫高窟 


習仲勛將有關方面獲得的情況,坦誠地告訴黃正清:臺灣國民黨正在到處找他,并已派飛機竄入甘南上空,給他空投下來一封任命狀、一個關防、一部電臺,都在馬良手里。


習仲勛對黃正清寬慰地說:“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將那些任命狀、關防、電臺給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黃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馬良派人送來一張蔣中正簽署任命他為“守備司令”的任命狀和一顆關防印記。他當即交給朱俠夫轉至西北軍政委員會。(此材料由習仲勛前秘書田方、范新民、張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 習仲勛(右二)與烏蘭夫(右一)、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右三)、賽福鼎.艾則孜(右四)楊靜仁(右五)在北京民族文化宮。



 ▲ 1986年4月,習仲勛(中)與班禪(右)、阿沛·阿旺晉美在一起



▲ 1978年4月5日,習仲勛離京赴廣東上任時在機場與送行人員合影。左一至左五為習近平、吳慶彤、宋養初、齊心、屈武,右二至右三為齊橋橋、習遠平。



▲ 1978年8月,習仲勛(左三)在廣東惠陽農村調研。在清華大學學習的習近平(左一)利用暑期時間參加社會實踐,隨同父親一起下鄉。


▲習仲勛全家福


分享:??????????

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社廣東主任;

家本紀·專欄???
張韜??????

家族企業文化與傳承研究學者;

《家族商業評論》雜志出品人/總編;

華作天成國禮·非遺文化產業平臺聯合創始人

《家本紀》新媒體系列創始人;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最前線
查看更多
這文章我愛看
企業
家電
家族
非遺傳承人
匠作
品質生活
非遺
熱點標簽
双色球易网选号